西安事变后商州的历史定位——浅谈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州的深远意义

西安事变后商州的历史定位
——浅谈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州的深远意义

今天我们共同回顾与探讨那段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后商州的历史定位，特别是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州的深远意义。不仅是重新认识商洛地方史的关键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以博大胸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生动实践和伟大缩影。它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闪耀着不朽的红色光辉，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历史、传承精神、启迪未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西安事变的历史震撼与商州的战略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这一事件绝非偶然，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与“剿共”政策深刻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回溯至1935年，华北事变使民族危机臻于极端。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的影响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席卷全国。身处“剿共”前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第十七路军），深受亡省亡家之痛与全国抗日氛围感召，其官兵普遍厌战，抗日情绪日益强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开始积极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寻求抗日救国出路。自1936年上半年起，张、杨与中共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默契，初步奠定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政治基础。
然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亲抵西安督战，逼迫张、杨继续“剿共”，甚至准备调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多次“苦谏”“哭谏”无效后，为挽救民族危亡、逼蒋抗日，张、杨被迫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的爆发，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反响，引发了政治博弈。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趁机挑起中国更大规模的内乱；英美等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倾向于和平解决；苏联虽支持抗日，但对其发展态势深感忧虑。国民党内部更是分裂为主张武力讨伐的“讨伐派”（以何应钦等亲日势力为代表）与主张政治解决的“和平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内战阴云再次密布华夏上空。
正是在这民族命运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展现了超凡的政治智慧与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博大胸襟。中共中央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应张、杨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调解谈判。中共的努力，对于稳定事变后混乱局面、说服张杨、争取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最终推动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地处陕西省东南部的商州（时称商县），其战略价值骤然凸显。商州，北倚巍巍秦岭，南接江汉平原，自古即为“秦楚咽喉”“关中东南门户”。其境内的武关，与潼关、萧关、大散关并称“秦之四塞”，是连接关中与中原、江汉地区的军事要冲和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势力调动大军，集结于潼关以东，摆出武力进攻西安的态势，企图制造更大规模的内战，进而破坏全国抗日大局。在此危急情势下，西安的东南方向防务变得至关重要，而扼守中原进入关中通道的商州，自然成为拱卫西安、屏障谈判、防止亲日派军事冒险的战略前哨和关键锁钥。商州的历史命运，就此与西安事变这一国家大事紧密相连，被推向了时代的前沿。
二、 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州是历史使命的召唤
西安事变虽然通过谈判初步得以和平解决，但局势依然暗流汹涌、危机四伏。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返回南京后，并未完全履行承诺，反而扣押了张学良，并对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分化瓦解。中央军重兵依然集结于陕甘边境，战争风险并未完全消除。为了巩固西安事变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预防亲日派势力可能的军事进攻，保卫西安这一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策源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
在这一战略布局中，红十五军团受命担负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南下进驻商州。红十五军团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烈火中淬炼出的一支英雄部队。它主要由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支队伍历经鄂豫皖、鄂豫陕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长征的千难万险，战术灵活，作风顽强，政治坚定，是红军主力兵团之一。选择红十五军团驻防商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
第一，渊源深厚，熟悉地情民情。 原红二十五军曾在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下，于1934年底至1935年夏在鄂豫陕边区（核心区域包括商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部队对商洛地区的山川地形、道路交通、民情社情有着深入的了解，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为部队迅速立足、展开布防和发动群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第二，地位关键，亟需可靠劲旅。 商州是西安东南方向最重要、最直接的屏障。一旦中央军从豫西、鄂西北方向进攻西安，商州是必经之路。将此咽喉要地交给一支忠诚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斗力强悍的红军主力部队驻守，无疑是确保西安侧翼安全、震慑亲日派军事冒险的最佳选择，也充分体现了中共对巩固“三位一体”格局、捍卫和平解决成果的高度重视和决心。
第三，彰显团结，实践统一战线。 红十五军团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驻原本由东北军或西北军控制的区域，并与友军协同布防，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真诚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体现。它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表明，红军是真心实意团结抗日的力量，愿意与一切抗日武装并肩作战，共御外侮。
1937年1月上旬，红十五军团奉命从甘肃环县、宁夏盐池一带的驻防地出发，冒着严冬风雪，紧急南下。经过连续多日的急行军，于1月15日左右胜利抵达商州地区。军团司令部即设于当时商县县城内的陕西省立商县中学（现商洛中学），以此作为指挥中枢。
部队抵达后，立即以高度的战备状态和专业的军事素养，展开了周密严谨的防御部署：
（一）立体防御，控制要点：部队迅速分驻县城周边关键区域，控制了金凤山、四皓墓、东龙山、李家塬、陈塬、界圪塔坡等一系列制高点，构筑工事，形成了俯瞰全城、相互支援的立体防御体系，将商州城护卫得固若金汤。
（二）前出警戒，梯次配置：派出精锐的第七十五师前出至城西的板桥镇等地，向洛南方向展开警戒，扩大防御纵深，确保早期预警。
（三）会师友军，协同联防：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由原在陕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七十四师改编的“抗日南路军”，在郑位三、陈先瑞等率领下，也从陕南回师商县。1月22日，抗日南路军与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城胜利会师，并归红十五军团统一指挥。抗日南路军主要部署在城南的侯家塬、四合村一带，负责向山阳方向警戒。此外，与驻守在商县东部沙河子一带的陕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二旅建立了协同联防关系。红军、原红军游击武装、陕军，在商州地区实现了军事上的密切协作，共同构成了西安东南方向的坚固防线。
这一系列迅速而有效的部署，不仅从军事上极大巩固了西安的东南门户，更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向虎视眈眈的国民党中央军亲日派展示了红军强大的战斗力和与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的决心，有力地威慑了其可能的军事冒险行动，为西安方面与南京的后续谈判争取了宝贵的主动权和安全感。
三、红十五军团在商州的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
红十五军团在商州驻防的时间虽不长久（约一个月），但其历史作用却是多维度、深层次且影响深远的，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驻防意义。
（一）军事威慑与战略屏障作用。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州，首要和最直接的作用是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约15个师的兵力麇集于潼关至洛阳一线，磨刀霍霍。红十五军团这支身经百战的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商州，凭借险要地形构筑的严密防线，与友军形成掎角之势，使得任何企图从此方向进攻西安的军事力量都必须三思而后行。这道由红军钢铁之师扼守的屏障，如同一把坚实的“锁钥”，牢牢锁住了西安的东南大门，有效遏制了亲日派以武力解决事变余波、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图谋。它为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西安继续进行艰巨复杂的谈判工作，以及为维护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局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部安全环境，是西安事变和平成果得以最终巩固的坚强军事保障。
（二）政治宣传与民众动员作用。红十五军团不仅是一支战斗队，更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驻防期间，部队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在城乡要道书写、张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组织文艺宣传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国内外形势，揭露日本侵华暴行。193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商县城内十字口大操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些宣传活动，如同炽热的火种，迅速点燃了商洛山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激情。
在红军的宣传动员和组织领导下，商州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纷纷行动起来，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如商县抗日救国联合会、学生抗日联合会、工人抗战协会等。群众积极为部队筹粮筹款，送水送鞋，慰劳红军将士。红军严明的纪律、官兵平等的作风、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与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深深赢得了民心。商州，这个昔日的封闭山城，一跃成为陕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中心。红十五军团成功地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进行了重要的社会动员和思想准备。
（三）扩红参军与革命传承作用。红十五军团的到来，特别是其代表的抗日救亡光明前途和人民军队的全新风貌，对商洛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参加红军，抗日救国”成为许多有志青年的共同追求。在驻防期间及随后部队开拔时，商洛地区（主要是商县、洛南、山阳等地）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据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先后有约1100多名商洛优秀子弟光荣加入了红军队伍，其中很多直接补充到红十五军团各部。
这些商洛籍红军战士，随后跟随部队于1937年2月初奉命撤离商州，开赴陕西三原、泾阳地区进行改编。红十五军团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抗日南路军（红七十四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后亦编入作战部队）。改编完成后，他们即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这些商洛子弟兵中的许多人，在八路军出师抗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平型关战役中，与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血染沙场。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践行了保卫家乡、救国图存的誓言，将商洛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融入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史诗中。他们是商洛人民永远的骄傲，他们的故事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宝贵血脉。
（四）统战实践与治理探索作用。红十五军团与陕军警备第二旅的协同驻防，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和地方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与微观缩影。双方在防区划定、情报共享、警戒联络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红军部队在驻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买卖公平，帮助百姓挑水、扫院、干农活，调解民间纠纷。同时，对当地残存的土匪恶霸、反动势力予以打击，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群众利益。这些实际行动，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先锋，也是文明之师，更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典范。
四、西安事变后商州的历史定位
纵观西安事变后的历史经纬，商州已绝非一个普通的陕南山地县城。它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承担并出色完成了超越其行政级别的多重历史使命，从而奠定了其独特而崇高的历史定位。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战略安全阀”
在事变后危机四伏的日子里，商州防线的迅速建立与稳固存在，如同一道坚实的闸门，有效缓冲和遏制了来自东南方向的军事压力。减轻了西安核心区的直接威胁，为政治谈判赢得了回旋余地和时间窗口，是保障西安事变最终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抗日方式解决的重要战略支点。没有商州等外围要点的巩固，西安的谈判桌将难以安稳。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期实践区”与“信任构建区”
商州是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武装力量在西安事变后，首次在同一地区公开、直接进行军事协作与共防的实践地之一。这种“三位一体”的军事存在与协作，超越了政治隔阂和历史恩怨，以实际的防务行动向全国证明了：在民族大义面前，不同党派、不同系统的武装力量完全能够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它增强了各方内部的团结信心，也为后续全国范围内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模式和初步的互信基础。
（三）革命火种与抗日动员的“核心播撒地”
红十五军团的进驻，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先进理念、优良作风和抗日主张，直接、大规模地带到了商洛山区。它极大地激发了商洛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阶级觉悟，使这片土地从相对沉寂的后方，迅速转变为抗日救亡运动活跃的前沿和革命思想传播的沃土。上千名商洛青年参军抗战，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将地方的历史与民族的解放史紧密交融，使商州这片土地的革命底色更加鲜红，并深远影响了其后数十年的地方发展与社会变迁。
（四）连接陕北与抗日前哨的“潜在桥梁”
从更宏大的地理战略视角看，商州地处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华中、中原地区的连接地带。红十五军团此次进驻，虽然时间不长，但重新激活并强化了这一通道的战略意义。它为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往来陕北与华中、华北前线，以及党的干部、物资的转运，客观上探索和铺垫了路径，其潜在的战略桥梁作用不容忽视。
五、让红色历史照亮前行之路
1937年2月初，随着国内局势进一步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州，开赴指定地区接受改编，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然而，其在商州短短月余的驻防，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却历久弥新，穿越时空，持续产生着深远回响。
（一） 滋养地方文化的宝贵遗产
商州现存的红十五军团司令部旧址（陕西省立商县中学旧址）、部队驻扎过的村落、防御工事遗址（如城关街道杏树园等地的旧战壕）、当年书写的宣传标语遗迹等，都是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和红色地标。它们是那段峥嵘岁月最直接的物证，是商洛红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些遗址遗迹的保护、修复和研究，深入挖掘整理相关史料和口述历史，不仅能够厘清地方党史、革命史的清晰脉络，更是守护地方文化根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基础性工程。
（二）赋能地方发展的时代资源
以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州的历史为主线，可以系统整合、串联起商州区乃至整个商洛市范围内相关的革命遗址、纪念设施、历史村镇（如作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镇安、柞水等地的旧址），精心规划打造一条高品质的“西安事变东南防线”或“红十五军团商洛足迹”红色旅游线路。这既能生动再现历史场景，弘扬革命精神，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能有效带动沿线地区的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发展，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和现实动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砥砺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红十五军团在商州的故事，所体现出的 “胸怀民族大义的担当精神”“紧密团结群众的为民精神”“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以及“严守纪律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商洛大地的具体展现。它激励我们：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越是步入发展深水区，越要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越是追求伟大梦想，越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越是享受和平繁荣，越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西安事变后的商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英勇的担当，在中国革命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转折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十五军团的进驻，不仅是为了一座城池的防务，更是为了一个民族的存续与复兴。今天，我们追忆、研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为了还原史实、铭记商州的贡献，更是为了从中汲取跨越时空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宣传商州的红色历史资源，讲好红十五军团的故事，讲好商洛人民支援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凝聚奋进力量、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