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先贤“老先生”_商州民间文化

刘氏先贤“老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已记得些事情了，常跟随祖母周围玩耍，供她叫嘴。冬季里每当晴天出太阳时，有个叫老师娘的耄耋老奶奶，常到家门口找祖母拉家常、晒太阳。
老师娘九十岁上下，腰背微驼，常年穿一件深色大襟上衣，拖至膝盖以上，胸前油光泛亮，随处可见饭痂点子，湖汤饭痂呈暗黄色，拌汤饭痂呈暗灰色，裹着小脚，膝盖以下打着印染的蓝黑色粗布裹缠。走路杵着一根硬柴拐棍，颤颤悠悠来到门前，与祖母东拉西扯，闲话一个时辰，抬头看太阳当顶时就起身回家，嘴里念叨着：“晌午了，回去做饭。”说罢，用力撑着拐棍站起身，颤颤悠悠离去。
此时，我如果在跟前，祖母会让我扶着老师娘下坎，以免她摔跤子。我家老房子门前，有个青石条制作的石坎，是庄子上最大、最阔气的坎子，俗称“大坎子”。“大坎子”两边为三角形大石板挡墙，坎下是一块两米见方的大石板。坎子宽约两米，坎高约一米六，七级石坎，每块条石宽约八寸。“大坎子”是清嘉庆年间家族分房，建造大房房屋时制作的石坎，至今保存完整，堪称文物。
每当老师娘从大坎子上来时，祖母就要上前扶她一把，或是起身让座，有时院中没有凳子，就吩咐我进屋搬个凳子出来。那时的农村，没有给客人倒水的习惯，女客来了让个座，男客来了递上旱烟袋或水烟筒，也算是一种礼节。
老师娘姓吕，没有名字，因其丈夫被称为“老先生”，她也随之称为“老师娘”，与我奶为关系要好的妯娌，按家族派行，我应称她吕奶。但在平时，大人们都不称姓氏而称为老师娘，姓氏渐渐被人忽略了。
老师娘丈夫老先生，本名叫刘廷翰，字汉屏，又字凤章、文童，生于清末同治十三年（1874）农历十月初一，儒学生员，年轻时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中医学、命理学和地理学，一生教书为业，无论生徒和乡民都称他为先生，后来年龄大了，人们改称老先生。
老先生与我祖父，属于家族中五服之内的堂兄弟，同一个曾祖父，分住在大房中的东西两个小四合院，老先生住西院，我祖父住东院大门外厢房。土改分房子时，老先生被分到东边四房院中居住。所以，老师娘找我祖母拉家常，要从四房院子来到大房院子。
我们家族是清代乾隆年间江南省安庆府潜山县移民，先祖寿二公于元末明初迁居安庆府皖河流域，生子七人，遍布安庆各县，以福字为派，以数字取名。我祖排行第四，取名刘福四。福四公支下制定的谱派为：胜志集广兆，京宗世大昌。文章尊千古，行义在廷扬。作善承先德，永延泽久长。观光辉上国，积厚有余芳。
迁陕始祖尊导公于乾隆十九年（1754）响应清廷号召，在湖广填陕西移民大潮中，携妻带子，一旦两筐，沿路乞讨移居河南省卢氏县洋淇金钟山居住，发家后续迁陕西省西安府商南县东乡黑漆河。尊导公独子千年公生子三人，弟兄三人生子行用、行举、行九、行聪、行敏、兴宾，行九未成家，其余五子按年龄大小分为五大房。我祖行用公，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分为大房。行用公生子义芳公、义桂公。义芳公生子在权公公、在衡公、在选公，义桂公生子在天公、在公公、子安公。我祖父是在衡公之子，老先生是子安公之子。子安公，字静山，号辅臣，本县儒学生员。此公满腹经纶，终身未仕，倾注全部心血教授长子廷翰公学业。
廷翰公兄弟三人中，长弟廷柱，二弟廷宣均未成家，无后而终，惟有他娶妻吕氏，生子炳扬、金扬、沛扬。长子、次子早殁，三子沛扬是个哑巴，俗称大孬子。一九六一年八月，正值夏秋天长暑热之时，极度饥饿加上病魔缠身，已至八十八岁高龄的廷翰公，未能抵抗得了饥饿和病魔的双重侵袭，安然谢世。这是我们家谱记载中年龄最高、学问最深的家族先贤。
那个时候，我只有两三岁，尚未记事，脑海中没有留下任何耳闻目睹的老先生记忆。我脑海中储存的老先生故事，都是来自于祖父、祖母、父亲和家族长者几十年来零零散散的讲述和追忆。
老先生幼年跟随父亲读书，稍长之时入生龙寨山脚下石佛寺学堂读书，后入县办儒学学习。光绪十六（1890）年六月十七日，其父子安公病故，葬富水河西坡根，老先生在家守孝三年，未能参加科举考试，错过了一次科举仕进机会。封建社会规定，父母亡故，儿子必须居丧三年，三年内不能当官和参加科考，已经当官的，必须辞官回家守孝。
家谱记载和家族传说，清代嘉庆至光绪年间，我们家族兴旺发达，土地遍布富水河沿岸，家族在富水街开办私塾，供各房子弟读书，各房分别在街道开办店铺，经商致富。老先生从石佛寺学完之后，进入富水街读书，由此升入县学。
老先生没有能参加科考，便守孝边以教书、看病、算命为业，养家糊口。沿河上下村庄，上至富水街，下至河南西坪，有人生病，行动方便者上门让他号脉看病，行动不便者打发人请他，他总是凡病必看，凡请必到。看完病，随病家贫富，多少给点钱或粮食都行，有人给一升稻谷，有人给一升麦子，还有人既无钱又无粮，不给任何东西，他也从不争纠。
病家拿着老先生的处方，无论到富水街、县城或者西坪街药铺抓药，药剂师一看是老先生的方子，殷勤服务，不敢怠慢，在富水河沿岸素有“活神仙”之称。到上世纪末，尚有些八十岁老者，还记得老先生药到病除的情形。
老先生虽然长我祖父十多岁，但两人关系要好。祖父因家贫未能读书，识字断文，但头脑灵活，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处事仗义，人脉很广，在王家楼和黑漆河两村被推为议首，相当于现在的议事召集人。老先生学识渊博，天文地理，中医算命无所不知，兄弟二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或者遇到对外事务，解决纷争，平息事态，祖父出面；撰写文书，缔结合约，老先生操刀。祖父一直怜惜老先生屈居乡间，英雄无用武之地，亏了一肚子学问，曾多次建议他：“廷翰兄满腹诗书，才学过人，应该出去闯闯，到商南县或西坪街谋个一官半职，或是找个固定差事。一来给自己找个好前程，二来也给家族子侄办些好事。”他总是不以为然。旧文人的清高和自傲，害了老先生一生。有个堂兄作斌，曾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很为这位先祖遗憾。
富水黑漆河沿河土路，是春秋战国时期至民国时期南北交通要道，凡从长安至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来往的官员派遣、商旅贸易、生员赴考、军队调遣等，都必须经过此西行，或者由此东去。三十年代中期，有一支军队在王家庄和富水街一带驻防，师部设在王家庄贺家庄园，听说老先生是当地大儒，请他去作文案师爷。每顿饭皆有师部长官陪同，盘盘碟碟，汤菜齐备，老先生不习惯桌上桌下礼让客套，而习惯于小农经济生活方式，时常在大襟内袋中装些吃食，想起来掰一块放进嘴里嚼嚼，随便自在，过不惯让人伺候，钟鸣鼎食的奢华奢华，一天到晚吵着要回家。师部长官觉得他知识渊博、文笔流畅，是个难得的秀才，不放他走。他趁着师部没人，随手把一件摆设品装入衣兜，趁人不注意溜回家，出门时被卫兵搜身发现，打了他一耳光，把他撵了回来。这件事，使他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从不对人说。
也许是此事受了刺激，后来，每当祖父劝他出外谋职，他总是梗着脖子，强装硬气地回答：“我还出去求他们呢？他们有事得来找我才行！”清高的背后，总不免带些怕得求人，或者不习惯向人张口的自卑感。年少之时，祖父每每给我说起这些，我总不免为老先生满腹才学而终老乡里，为人才不为社会所用而痛心疾首。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老先生不为社会所用，不仅有社会原因，还有家族和个人原因。社会原因，毋庸多说，大家都清楚。就家族来说，主要是没有人引荐。中国的吏治，自古至今当官都要靠有关系的人推荐、提携，有唐一代，盛中晚期，许多天才诗人，怀揣满腹经纶都不为朝廷所用，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温庭筠等，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而论，我国的吏治远没有西方国家公正透明。古代这样，现在亦如此。就个人而言，老先生缺乏拼搏向上的主动性和奋发有为的开创性。唐人考进士前，都要行卷投帖，求人引荐，清民之时，很多人从凡夫俗子一跃而为高官权臣，无一不是靠人引荐和提携的结果。由此而论，老先生对古代进学求仕之道知之不多，只知道书本上的学问，不研究书本以外的社会风尚，是个典型的死读书、读死书的饱学夫子。
当然，这也难怪老先生本人。我们家族，自乾隆年间移民至此，多是经商致富后，租地收课，治家立业，没有人中举仕进，也没有出过州府以上的高官，族人无缘见识高门大户的排场和礼仪，更不要说见识社会和官场的时代风尚。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某种意义上说，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重要。读书长知识，走路长见识，二者不可偏废。
老先生读书专心致志，有过目不忘的记性，凡所读之书，皆能倒背如流。听祖父说，他有个习惯，每念完一本书，就烧掉这本书。我至今没有弄明白是什么原因。往好处想，应该是对自己要求苛刻，不给自己留余地，强迫自己牢记书的内容。从不好处理解，应该是旧文人的狭隘心里，怕自己所学知识被别人学到。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家父在本村小学时师从老先生。他上课很少讲解，多让学生熟读、背诵，有不懂之处，向他请教。学生背书时，他也在教室背着手默诵诗文，有时不经意间，就拖出了八股调，听起来有抑扬顿挫之感，津津有味。老先生自己爱背书，也训练学生多背多记。这应该是他读书心得。他平时独处时，总喜欢背诵诗文，无论上学还是放学，一个人走在路上，到无人处，就开始拉开八股调，开始背书，看见有人走来，就停下不背了。曾有几次，父亲远远跟在他身后，不让他发现，悄悄听他拖着长腔背诵古文。
我十几岁时，常到同房堂兄作舟家，与他几个儿子挤在一起睡觉，他常在入睡前给我们讲老先生的故事。他说老先生在临终前一年多时间里，隔一段时间，就到门前河滩上烧一次书，有时烧一本，有时烧两三本。半路上，如果有人问他要书，高兴时就给一本，不高兴时，就不给，拿到河滩烧了。我分析老先生烧书，很可能与没有后人读书而产生绝望厌世情绪有关。
老先生二十多岁与老师娘吕氏结婚，生育三男二女，两个女儿都在适龄出嫁。三个儿子中，长子和次子都在三十几岁和二十几岁年纪死于非命，三子沛扬是个哑巴，生活不能自理，更谈不上读书识字。老先生熟读儒家经典，自然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有深刻的理解。年青饱读诗书，老来无人继承，内心充满身后的凄凉，门户之绝望很可能是将书籍付之一炬的原因。
老先生于临终前有计划地烧书，也印证了关于他算命精准的说法。作舟兄多次说过，老先生给人写命，算得很细很准，往往把被算者的死亡时间和死因都能算出来，习惯把死亡时间写在一个绵纸条上，做成纸捻子装订命册。时间长了，有人发现了他这个习惯，拿回命册后打开看看，早知自己命终何时。
富水河中段，有个齐氏家族，族中有个财主齐华堂，在河南西坪街开商铺几十年，聚钱万贯，财大气粗。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次找老先生算命，命册写完后，与老先生拉家常，怀着对晚年生活的自信，问老先生晚年会不会受苦。我们家族与齐氏家族老亲套新亲，说起来都是亲戚，老先生与他以老表相称，说话自然就很直率。见他问晚年结局，就如实相告：“老表晚年不太好啊，怕是老来要饿死。” 齐华堂当时生意红火，日进斗金，心想都说老先生算命准，他咋能算出我会饿死。心里虽然不信，嘴上也没有说出来，起身告辞。回家后，对人说：“都说刘家老先生算命准，我才不信，他算我老来要饿死，你说是不是胡说？我这么大的家业，咋会饿死？”
建国后，齐华堂在西坪街就地安家，被划成地主，本人被定为四类分子。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被派往洋淇沟脑看庄稼，冬天遇到大雪封山，沟脑的人下不来，下面的人上不去，他一个人在孤山野岭，没有吃的，活活被饿死。齐华堂死后，知情人才想起当年老先生说他要饿死的事，感叹老先生为神算。
在家族中，谁家生了小孩，他听说了，就随手一掐，命好的就让老师娘给新生儿父母通报一声，命一般或不好的，什么也不说，把秘密留在心里，从不透露于人，始终恪守算命先生的职业道德。
我父亲出生时，祖父已经四十好几了，祖母也四十多岁了，家里没有粮食吃，没有钱花，生活很困难，怕养护不活，祖母不想留下父亲。过去，农村生儿育女没有计划，全凭运气。有的家庭生下儿女养活不了，或送人，或在尿罐淹死，或用被子捂死，涂炭生灵，实为残忍。父亲出生前，祖母或向老师娘透露过不想留父亲的想法，父亲出世后，老先生听说祖母又生一子，掐指一算，命运不错，打发老师娘连夜来给祖父祖母报喜。
老师娘来送信时已经很晚，祖父祖母已经睡下，老师娘立在窗外，大声喊叫祖母：“汪妹，先生算了，你这个小儿子命好，将来你老两口还要得这个儿子的计，你可要好好养啊！”我祖父母与老先生老两口关系要好，彼此信任有加，听了老师娘的话，父亲得到了特别的关爱。事实证明，老先生算得十分准确。父亲十六岁参加工作后，祖父母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大跃进前后，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祖父母也没有受罪，祖父一九六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祖母活到一九七四年，享寿八十四岁高龄。
大跃进那一年，我出生了。老先生听说了，当即按时辰八字算了命运，对老师娘说：“廷相这个孙子命比他老子还好啊，将来是个念书的材料，你去禀告他们一声。”老师娘急忙到家里告诉祖母说：“汪妹，先生说你孙子好命，将来是个念书的料子，你给张女说。”在我们家族中，妯娌之间，年长称呼年幼的称呼“某妹”，年幼称年长者称“某姐”；长辈称呼晚辈一律称“某女”，晚辈称长辈则称“某婶”。所以，老师娘称我祖母为汪妹，称我母亲为张女。
对于族中大小事情，老先生总是积极组织，率先垂范，热心帮忙。民国时期，乡间经常组织庙会或祭祖活动，老先生都是充当组织者和主事人。父亲说，他几岁的时候，每逢过年，家族都要举行祭祖仪式，每次祭祖老先生都撰写祭文，颂扬祖宗功德。祭祀时，族人按辈分跪于祖宗牌位前，老先生斋戒、理发，换上干净衣服，满怀庄重神情，肃立于家族祠堂祖先牌位前，操着满口祖宗传下来的蛮子话，也称赣方言，拖着长腔，大声朗诵祭文，然后，众人依次敬香、祈愿、叩首。
家族中文化人少，即使能识字阅读，与老先生学问相比，却有天壤之别，所以，谁家要写个啥，都愿意找老先生代笔，他也乐于效劳。我家住房挤仄，祖母信封佛教，终生敬奉观音菩萨，没有地方安置菩萨牌位，就在板楼上窗户旁设个香案，请老先生在一张红纸条写了“观音神位”，贴在房梁北头，祖母逢月初月半搭梯子上楼敬神。这几个行草字，古朴流畅，笔力遒劲，至今还保留在老屋阁楼横梁上，被烟熏的发黑，但字迹还很清晰。这是老先生留下的唯一墨宝。
新中国成立后，大张旗鼓毁灭历史文化，禁止一切所谓迷信活动，拆毁庙殿，砸碎神像，废除祖先牌位，禁止祭祖和庙会活动，不准信封天地神灵，而大肆发动群众、召开会议，刷口号、贴标语、散发领袖标准像，广播报纸无休无歇地开展造活神运动，欲把最高领导人塑造为万世神灵。在此万马齐喑新形势下，家族祭祖被迫中断，续修家谱也只能悄悄进行，老先生默默挨家挨户搜集族人资料，暗地续写家谱。在其谢世前，写完了本家族自一九四四年修谱至一九六零之间的谱文，使族谱得以完整延续，没有缺憾。这是老先生对家族的一大贡献，永远铭记在家族史上。
老先生写的家谱，是用毛笔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我们称为《墨谱》。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敢于承担这个被政策公开禁止的事情，没有家族责任感，没有胆识，是不愿意干的，实属难能可贵！老先生的《墨谱》，为上世纪末正式续修家谱，作了扎实的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富水黑漆河刘氏家谱》完满无缺，内容完整。
老先生去世后，葬于家族东山嘴路北台地上，与我大伯文扬公比邻而葬，老师娘死后与他合墓。从我记事时起，祖母每年清明和春节带我祭祖，都会告诫我：“老先生和老师娘莫得后，你以后上坟时，都要给他们烧几张纸，磕几个头。我说的话，你要记住。”祖母的教诲，我至今想起言犹在耳，不敢稍有怠慢。几十年来，我每逢清明和春节祭祖，给我祖父祖母祭祀之后，就去给老先生、老师娘这两位家族先贤烧纸磕头，以表纪念。
小的时候，经常听祖父祖母讲老先生的故事，一来二去在脑海中就竖起了老先生的高大形象。上学以后，经常听到家族年长者讲述老先生的故事，便格外留心记忆。参加工作后，每与父亲拉家常，他总是有意无意回忆起老先生。几十年无数次聆听老先生治学、处事、为人故事，渐渐在心里产生了见贤思齐的志愿，毫不夸张地说，自入上大学始，老先生一直是我仰慕的家族先贤，是我读书习文的楷模。惭愧的是，时至今日，我学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远未赶上老先生。这是我深感内疚的地方。
老先生是我们家族先贤，是我祖父的堂兄和知己，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更是我敬仰的先祖，为文以纪念。
2019年4月3日于商洛大云寺
——转载于安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江左遗风安庆府》公众号。
(责任编辑：商州民间文化研究协会)